每当夜幕降临，上海外滩街道山东北路就会亮起一组通向苏州河的温暖灯光。与改造前相比，这里的人行道似乎显得更宽敞些，灯光虽不辉煌，但恰到好处地提供了夜间散步的安静氛围——这是水石设计城市再生中心总监董怡嘉在对山东北路进行景观设计时的一个细节考虑。
回顾设计想法的来源，董怡嘉提到疫情后去欧洲旅行的印象：入夜后的城市里没有灯火辉煌的地标，灯光集中在街道上，引导人们走近那些热闹的车站与商场。而即便是大型火车站，也关闭了打亮穹顶的灯光，只保留了站台上近人尺度的照明，似乎在提醒更多人节约能源的重要性。
在和当地人的沟通中，她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猜想：“他们倾向于觉得，从宏大叙事的夜景泛光回归到围绕场地实际需求的照明设计，是对节能理念的实践，减碳来自城市到个人的各方努力。”回到上海后，董怡嘉对街区更新中的夜间灯光设计，有了新的思考。
在城市更新这样多任务、多目标的综合项目中，绿色低碳韧性这一因素，往往在要考虑的因素中优先级十分靠后。有从业者告诉记者：“它不属于一个主流的目标，在多目标下它可能只能算到第七、第八个。”
出现这一情况的原因不难解释，与降碳相关的内容，其经济效益、短期社会效益、行业成熟度、评价体系等，都有太多亟需推进、细究的内容。
但另一方面，越来越频发的极端气候，以及我国“双碳”目标的提出，也让减碳行动变得越发迫切。在城市更新过程中更多地考虑低碳韧性，正在为更多人所高声疾呼。
“环境效益是一个长期的行为，因为我们任何一次建设行为都会要延续至少50年。我们当下面对的也已经是延续了可能50年、100年以上的一个建成环境。”东南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鲍莉说，“我个人认为低碳绿色不是一个标签，它其实一直是建筑学的一个核心。”
事实上，行动与改变正在发生。宏观层面，一些国家政策、行业标准的制定，给了规划设计更清晰有力的依据，也从顶层引领着行业发展；微观层面，记者探访发现，包括上海北新泾街道、外滩街道山东北路社区，南京小西湖、小松涛等城市更新实践案例，都将降碳（气候延缓）、韧性（气候适应）的理念融了进去。尽管他们考虑这一目标的契机、行动路径、程度深浅乃至对减碳问题的思考和意愿，都各有不同，但他们的出现，某种意义上为城市更新的推进带来了新的维度上的思考。
从上海苏州河的一“弯”到南京东路，藏着一条400余米长的小马路山东北路。连接着南京路步行街和苏州河的外滩街道山东北路街区（以下简称“山北街区”），有超过百年的发展历史，抬头是高低错落的近现代建筑，低头是市井百态的烟火气，尽显经典海派街区风貌。
在这片历史地段的街道两侧，花池低矮，栽种各种不同形状叶片的耐生植物，常能见路人坐在路边一侧的座椅处休息；休憩处，上首是规划齐整的沿街店铺，下首是人行道和柏油小马路，行人、非机动车、机动车在此处一派井然有序；松柏公寓建筑前区的户外平台被改造成可自然渗透的常绿“海绵式平台”，连同被更换成透水砖的人行道铺装，一起构成了山北街区的可渗透地面体系；走到宁波路，一栋灰色小二层建筑立在路口，这是一个“低调”的垃圾处理站点——二层作为环保展示的宣传厅，一层有一台湿垃圾处理机，每天可用生物降解技术在地处理最多200公斤的湿垃圾，垃圾经处理后可转换为有机的种植养料。
人们享受当下的环境，而“硬质街道铺装的海绵化改造”“街道慢行环境的营造”“湿垃圾的在地有机处理”等涉及低碳韧性的关键词，则凸显这片空间营造更大的“野心”，它指向了更可持续的未来。
山北街区的改造，得益于外滩街道“城市空间微更新计划”的活动和2022年初举办的“山北街区10分钟社区生活圈行动方案”征集。征集活动不满足于外立面翻新、道路铺装、绿化灌溉、架空线入地等常规方式，而是将城市更新做成了一次“社会事件”，摆起擂台寻找提升街区更新品质的创新性方案。最终，综合实力强、方案更具可实施性的水石设计团队在竞争中胜出，董怡嘉担任项目负责人。
董怡嘉坦言，若不是征集活动明确提出“绿色低碳”的要求，团队最初还真没有在这方面有太多考虑。在拿到命题后，经过与多个部门的沟通、协作，更多绿色、低碳、韧性的元素才被设计了进去。
“山北这样项目的出现，目前来看，偶然因素偏多。一是因为外滩街道、山北社区管理者愿意创新尝试，用心把它做成带有示范性的案例；二是政策导向恰逢其时，城市空间艺术季、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绿色低碳社区、一些专项资金的支持等，都推动这一项目以低碳韧性理念开展设计。”深度参与山北街区改造的外滩街道社区规划师宿新宝说，“各方面的因素共同推动了低碳韧性这件事，不过无论如何，它做到了。”
这实则引出了“绿色低碳韧性”之于城市更新的一大痛点——它似乎更常作为锦上添花的部分，而很少被纳入核心目标。更多时候，若无合适的契机和推动力，它可能连“锦上添花”都难成行。
在上海长宁区北新泾街道，看似相似的慢行系统打造，却并非街区更新的“锦上之花”，而是经过长宁区城市更新和低碳项目管理中心系统统筹和精细设计后，从社区绿色低碳韧性评价体系的“内容池子”里挑选出的、适用于该街道的项目。换言之，绿色低碳韧性本身就在北新泾街道的社区更新中成为了目标的一项，有一套完备的实现机制。
从山北街区到北新泾街道，从街区到街道层面，施展的空间无疑变得更大——屋顶光伏、生境花园、公共助餐点、公共纳凉点、慢行系统，以及在全国都处于领先的——上海首个社区共享充电桩示范街道。截至2023年底，北新泾街道辖区内已有21个电动汽车充电服务点，1个充电站，174个共享充电桩，覆盖包含老旧小区和新建商品房小区在内的全域所有居民小区。
采访中，长宁区城市更新和低碳项目管理中心主任冒勤尤为强调顶层设计和逻辑疏通。“这是一种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思维方式，因为传统做法是依据一个标准，但每个小区的人文品质、基础条件、资源禀赋不同，它其实不一定适用于所有小区。”
冒勤亮出一张评价体系的大表格。“传统而言，是政府部门派任务，下面的街道社区被动完成。而我们还会从底层逻辑去理解绿色低碳和社区韧性，来应对气候变化，顺着这个底层逻辑去‘搂’，只要是跟应对气候变化相关的，我先‘搂’进清单，而后分析其是否适用于我们街道和社区。”他说。
面向碳达峰碳中和的既有社区绿色低碳韧性评价体系。长宁区城市更新和低碳项目管理中心制作
在冒勤看来，“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是社区工作千头万绪的真实写照，而如若在顶层设计上明晰各方权责，便能帮助社区减少重复劳动，积极性就也更容易调动起来。反过来，社区也可学着“借力”，达成自己低碳韧性方面的目标。
可以看到，社区、街道、区政府、市政府，各级可以做到的与低碳相关的措施是不同的。“有些可能是需要政府层面调配的资源，就不能将责任落在社区身上，社区原则上只能管社区内部的资源。这个时候就要有个系统性的规划，把社区的任务覆盖在里面。比如慢行道路系统、老年助餐食堂、生境花园，都要以面为单位来统筹；而共享充电桩，则需要街道层面去疏通逻辑、布置工作。”冒勤补充强调，这里的权责不是简单划定的，而是要在工作中不断地沟通得出。
这种沟通也包含了统筹以及关键元素识别。冒勤表示，比如哪里要改造慢行道路，如果社区、街道等有规划、有意识，或许就可与区市政部门沟通，看是否有可能找到道路修缮和慢行交通的结合点，为城市更新添加绿色、低碳、韧性的元素。
举例而言，耗时2个月建设的北新泾街道“乐居北渔”美丽街区于2024年初焕新亮相，街道对非机动车停车区域进行规范，既让渡出一部分空间打造慢行系统，也构建了人车分离的安全环境。“围绕绿色、低碳、韧性的特色，我们致力打造全年龄段友好的美丽街区，让行人、居民、儿童等不同群体都能感受街区魅力。”北新泾街道管理办相关负责人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介绍。
上海长宁北新泾街道“天山路TOD城市多功能慢行轴、新渔路滨河慢行带和苏州河滨河步行带、多个优化节点”的慢行空间结构。 冒勤供图
“国家宏观层面给出导则和指导，社区制定适宜自己的内容框架和评价指标，用三五年把自己的这套内容做满、做好了，那一个绿色低碳韧性社区就建成了。这套逻辑还可以因地制宜地推向更多社区，连点成线，连线成面。”冒勤解释道。
在能源基金会低碳城市项目主管王悦看来，从城市更新层面去谈绿色低碳韧性有一个难点，即适用的关键技术与项目本身的场地条件、项目条件、项目类型等都有关联，个体差异很大。
“这也是国家层面很难推出一些特别具体的政策、标准的原因之一。比如新建小区、老旧小区、城中村、历史风貌区、CBD办公区、商业混合街区等，它适用的内容、增量成本低且减碳潜力大的减碳技术，成本效益核算等，都是因项目而异的。”王悦说。
以南京小西湖片区为例，位于夫子庙和老门东之间的历史风貌区，小西湖的更新承担着延续历史风貌、维持原有建筑形态的责任，这意味着片区不能有太多的增量，建筑也不可以有很多的拆建，在这种情况下，只能多做对现状的改造。
由东南大学建筑学院韩冬青教授领衔的规划设计团队，采用了渐进式更新、“做减法”的策略。项目组决定改变过去“留下要保护的、拆掉没价值的、搬走原有居民”的操作模式，留下愿意留下的原住民，并坚持“不拆”。“不能拆”的其中一个考虑维度就是绿色低碳。
团队主要参与者鲍莉谈到，原有建筑保留“不拆”意味着延长建筑物的使用年限，而拉长其生命周期就具备了减排意义。“从全生命周期来看，它的总碳排放量就会下降。具体而言，减少拆除和新建的材料和工程量，同时所有能够加以再利用的材料，都尽量加以利用了。”此外，在平移安置房改造中，结合原有结构的合理加固以及老街坊逼仄有限的施工条件，团队采用了更具低碳效益、也更便捷施工的钢结构作屋顶层的扩建。
而作为江苏首批城市更新试点项目和南京首个落地实施“留改拆”更新方式的成片居住类地段，南京小松涛巷地块的情况更复杂：有文物要保护，有历史建筑要修缮，有住宅建筑要改造，还有已经达到使用年限或存在安全隐患的建筑需要进行一定量的拆除。这个案例的更新设计方案，同样也是出自鲍莉及她所在的东南大学建筑学院团队。
有别于小西湖，“绿色低碳”成为了小松涛巷探索居住类地段更新的一大关键词，被纳入更新的总体目标中。在居住体验上，小松涛巷的目标是实现“弯道超车”，从棚户区一跃变身为可观可感的绿色建筑。通过规划和建筑的系统设计DB真人，打通东西南北的通风廊道，尽可能保留高大落叶乔木夏日遮阳；满足建筑自然采光通风需求，加以绿色技术实现室内的“冬暖夏凉”；同时借助不同标高屋顶形成的高差，在紧凑的城市中心街区打造立体化、多层级的公共空间绿地，满足邻里交流。
不同于新建项目，更新项目中建筑的全生命周期不是从材料生产开始，而是从拆除开始。在地块的拆除新建部分，项目组把原有建筑的一砖一瓦、一梁一柱等都进行了精细化的拆除，其中拆出了两百多块较为完好的城墙砖交由相关管理部门造册入库，留作修缮城墙之用。砖瓦、木梁、木柱等所有相对完好、能再利用的材料悉数计量归集，部分已用在附近的李公祠修缮项目中，其他的也希望能尽量用在地块的后续项目或其他邻近项目中；相对完好的具年代感的成套家具也被收存，以期发挥二次作用，实现可循环经济。
在此基础上，团队进一步开展了碳排放、碳足迹的跟踪研究，综合评估了每一项可能应用在场地里的绿色技术，并计算其各自的减碳量、增量成本和长期收益，比如共享空间、地源热泵、光伏屋顶、光热阳台、绿色屋顶、木结构等。形成优化目标后，再协同职能部门、投资方、建设方和居民共同决策，以采用最适合的技术措施，来最大化均衡兼顾环境、经济和社会效益。
诚然，在城市更新中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理念，首先还是要满足人民基本的生活需求、提升人居品质。但对环境效益的考量，亦是迫在眉睫。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17.92%快速增长到2023年的66.16%。迈入存量更新时代的中国，城市更新是未来城市建设与发展的主要方式，因城市更新带来的物质消耗、生产、生活方式变革，也成为影响中国碳达峰与碳中和进程的关键因素。
过去“大拆大建”的快速城镇化阶段，曾一度带来资源和能源的巨大消耗。根据《中国建筑能耗与碳排放研究报告（2021）》，2019年我国建材生产阶段碳排放在全国碳排放总量中占比高达28%，主要发生在建筑材料生产、运输和建筑垃圾运输、填埋和回收等环节。1953-2020年，我国累计约有126亿平方米的建筑被拆除，其中，“十一五”期间拆除建筑约46亿平方米，拆建比高达23%；以此推算，按照“十一五”的拆建模式，“十二五”期间每年约有超7亿平方米建筑被过早拆除，产生碳排放2亿吨，占全国碳排放总量的2%。
“我们要认识到，城市更新是城乡建设领域践行‘双碳’的一个重要窗口。”能源基金会低碳城市高级项目主任王志高谈到，“如何在城市更新中旗帜鲜明地考虑‘双碳’，这是需要尽快从上到下形成共识的。甚至要有政策文件、有相应技术体系、有相应能力团队来践行这样一件事。”
王志高认为，从现存的城市居住建筑、公共建筑到能源基础设施等来看，恐怕是难以适应未来碳中和的场景的，“而如果我们利用城市更新的契机，从现在就开始考虑这些事情，未来所付出的经济、工程等‘代价’会小很多。”
但王志高也坦言，目前领域内，有的是顾不上考虑这个问题，有的是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有的是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但不知道该怎么做。城市更新应该怎么降碳？相应的方法论是什么？技术体系是什么？政策标准体系是什么？目前还鲜有共识，仍待逐步构建。
此外，王志高谈到，城市更新与节能降碳的相关行动也缺乏协同性，特别是在更新中是否导入及如何导入面向未来、面向“双碳”的技术，例如建筑热泵技术、光伏技术、电动汽车的充电设施、用户侧储能等降碳技术、建筑电能替代及相应配电容量的提升等，在常规的城市更新项目中缺乏统筹考虑，而这些技术的导入往往又以其他专项行动的形式在开展，增加了实施成本。
经济账怎么算，各利益相关方怎么“分摊”成本、协调推进，也是一个难题。一个城市更新项目中，居民、投资方、开发商、设计师都有自己的诉求，又限定在政府部门的规定之下，怎么求取一个平衡？“尤其低碳目标的实现，需要从认知、资金和实施运维等全过程、多方面去保障，谁来牵头、谁来买单、牵涉其中的各方利益如何平衡？”鲍莉坦言，“现有的相关政策法规还没有精细化到这个程度，可能还需要我们边做边探索。”
技术手段以外，减碳量的计算、换算等数据不能直观呈现，即评价体系不能定量等问题，也可能导致项目推进中的“说服力”不足。这方面，冒勤告诉记者，他们也在尝试做有益甚至有趣的探索。
例如，对于老年助餐点降碳的定量数据，团队开展了研究。研究团队通过发问卷等方式调研了三个街道的老年助餐点，统计助餐点的食堂燃气碳排放，用数据除以人员；另一边则是统计居民自己开伙的碳排放，再做对比。基于新华路、梅陇镇、南桥镇三个街道问卷调查，研究发现社区食堂建成后，每人每周居家用餐平均减少4.3次。食堂每餐碳排放为0.08千克每餐，远低于居家烹饪的0.29千克每餐，每个人每周就可以减少0.9千克的碳排放。
“不能说这个方法论十全十美，但至少要有一个方法去判断。有定量的评价，更有益于跟有关方面做顶层设计的沟通。”冒勤说。
而无论是城市更新还是绿色低碳韧性，成本、经济效益都是很重要的关卡，“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如果不谈经济，那就是纸上谈兵了，没有任何落地的价值，更难以复制和推广。”鲍莉直言。
这方面，鲍莉的经验是，额外的低碳绿色的设计要能在一个可控的成本增量中。不过，成本增量也会和长期收益做权衡，放到全生命周期里看，“城市更新的行为，不是只着眼于当下三五年的建设期，而是着眼于50年甚至100年的使用期，若从这个角度来看，其实成本的增量与环境、经济的综合效益比较起来就可以变得可接受。”
董怡嘉的经验则是，将成本分摊，尤其是在公共空间。“绿色低碳韧性不应只被当成公益性的事情来做，这样财政压力大、动力也不足。从规划理念角度上说，做公共空间并不只是建造免费的场地，而是为了提供一种公共资源链接的方式。公共空间的设计应当把可持续的运营逻辑考虑进去。”她举例说，如果在设计公共绿地或街道广场的过程中，结合场地使用的需求，考虑一定的配套设施，并通过后续设施的运营来支持公共场地的养护，那就有条件实现公共空间的可持续发展与自给自足。
冒勤对于加强资金保障的经验是，将其梳理为申请政府专项资金、借力民生保障投入、引导社会资本参与三块。其中，引导社会资本参与这块，需着力盘活存量资源，挖掘服务收益潜力，例如，社区公共电动车充电桩和光伏等具备市场化价值的项目均可采用第三方投资。此外，还需积极整合外部资源，加大与各类节能环保企业、组织的沟通与交流，吸引多元化社会资本投入到社区绿色低碳韧性更新中来。
最后，还有个老百姓如何认识减碳的问题。记者曾问王悦，路遇普通市民DB真人，她会如何阐述我们和减碳、“双碳”的关系。她笑道：“温室气体排放会导致全球气候变暖，北极冰川加速消融，北极熊会无家可归。”话音刚落，她马上补充一句，“不过，光靠科普是不够的，还要让大家有切身感受。”
如何提升市民的感知度，确实也是一个大课题。“十三五”期间，在一项关于老旧小区改造内容的调研中，调研者列举了停车位、外保温、绿化等关键点，其中低碳绿色是最少被民众提及的。
“因为老百姓缺乏实际感受，即时获得感不强，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总想着做一个桥梁的角色。一方面我们自己去识别减碳潜力大、增量成本小的行动，一方面也还得积极寻找‘协同效应’，让它有相应的社会和经济效益，如此，才能逐步形成共识。”王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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